其實，所有的人類權利誕生的方式，如果你扒開來細看，都有其丑陋的一面，美國式的選舉也不例外——小編！

看到題目，不要給我貼上反美的標簽，因為這是9月5日出版的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封面大標題。

當然，《經濟學人》只是把原因歸于特朗普和共和黨身上：認為他是美國民主的威脅，選舉戰略是利用民眾對混亂的恐懼。更有很多共和黨支持者認為，如果敗選，肯定是因為對方作弊。如果雙方差距很小，特朗普將不會承認選舉結果。這將會立即引發街頭抗議，而且很多人持有武器。還有高達30%的共和黨人支持特朗普拒絕離開白宮，如果有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話。

二戰之后，美國以超強的國力為后盾，自視為當世人類社會的理想政治制度，每次大選也都成為展示美式民主制度櫥窗的機會。然而，自2008年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以來，其硬實力受到重創進而影響到軟實力，直到2016年大選達到一個新的頂點：參選的特朗普“少兒不宜”的表演，令中小學不得不取消觀看選舉和辯論的直播。

2020年，新的大選季到來，雖然結果要到11月3日投票之后（當天或者無法預測的時間長度）才能揭曉，但美國丑陋的選舉之名已經譽滿全球。

政治獻金

即使從歐洲的角度，美國的民主模式也存在巨大的問題。首先就是金錢過于突出的作用。

2010年，最高法院裁定企業的政治獻金屬于言論自由的一種表達方式，從而取消了對企業、利益集團政治獻金的限制，從此資本對政治的圍獵和干預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根據《華盛頓郵報》的估計，在2016年大選期間，包括候選人募集的個人捐款、本黨競選委員會捐款、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PAC）的資金助陣，希拉里·克林頓的競選經費開銷高達13億美元，而特朗普陣營則為7.95億美元。

我只是比較感嘆，按說，最高法院不是民選出來的，既不受資本也不受大眾的影響和控制，享有獨立的地位，完全沒有必要如此討好資本??；如果需要選舉的行政機構、立法機構和不需要選舉的司法機構均臣服于資本，那么又何來真正的三權分立呢？

為了對比，可以看看法國。

上一次法國大選，政治人物選舉開支明確規定第一輪不能超過1800萬歐元，第二輪不能超過2200歐元。為此馬克龍自己還舉債800萬——當然只要他的得票率超過5%，國家會償還這筆錢。個人捐款不能超過7500歐元，企業則不能捐款。

由于競選實際開支往往超出限額和補助，許多候選人不得不采用非法手段。比如法國前總統薩科奇就被指控接受歐萊婭公司的秘密競選資金?？ㄔ票煌品耙财毓庠蛩_科奇提供政治獻金。第五共和國幾乎歷任總統都曾從非洲國家獲得政治獻金，以致于當一位非洲領導人去世時，往往會出現現任、前任、不同黨派的總統一起出席葬禮的場景。

如果按照美國法院的裁定，法國是一個限制言論自由的國家。不過，美國最高法院不靠譜的時候很多，比如1896年就裁定州法律在公共交通中規定的種族隔離制度并不違反憲法第14條修正案的“平等保護”原則 ，只要提供給黑人和白人完全一樣的交通設施就可以。

當然，一個全球最富裕的國家多花點錢選一個總統也無可厚非，但要害并不是錢多少的問題，而是資本對政治的控制。

大家可能還記得2001年，當時美國第17大企業安然突然宣布破產倒閉。安然的問題早就曝光，但國會卻一再放松對它的監管。原因很簡單：71%的參議員、眾議院能源委員會23名委員中的19人都接受過安然的捐款，甚至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主席也是安然公司總裁肯·雷推薦的人選。所以安然的問題誰能管，誰敢管？在這種情況下，安然能夠持續多年精心策劃、乃至進行制度化、系統化的財務造假、內線交易，以欺詐行為長期隱瞞巨額債務，直到最終紙再也包不住火倒閉為止。

美國政治學者邁克爾·羅斯金在《政治科學》一書中感嘆：我們可能會擁有一個“金錢買來的最好的國會”，但是對于如何避免這種金錢帶來的腐敗并沒有什么實質性的辦法。

公平地說，這并非美國特例，有很多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日本政治人物連黑社會的錢都要；類似于安然丑聞，羅斯金評論說：“在歐洲，這樣的丑聞更多，也更惡劣。”

資本堂而皇之介入政治，自然要尋求回報。有的是安然企業類型的，有的則是要求入閣登壇。一個美國新總統有3000多個職務可以任命，這也就演變成權錢交易的籌碼。這除了不可避免地帶來非專業化，還有腐敗。

根據調查，美國政府中幾乎所有的腐敗行為都是政治任命者所犯的，而不是職業文官。這樣的例子很多，上世紀八十年代，聯邦房屋信貸委員會的文官試圖揭發林肯信貸公司，但上級政治官員和5名參議員都曾接受林肯信貸公司130萬美元的捐款，所以文官的揭發被否決，并拖延對該公司的調查。

2013年夏天美國最火熱的政治書籍是《這座城》（This Town）。這本書以詳細的資料告訴世人，美國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黨，也不是某個機關，而是一幫專門守著聯邦政府錢袋子的職業操作者。在華盛頓，金錢已經超越權力，成為“終極貨幣”。國會議員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來籌錢的。他們在國會每次投票都非常注重金主們的利益。

此外，游說者們握有參議員和政府員工人人向往的金鑰匙：公務員卸任后的就職去處。1974年，只有3%的國會議員卸任后加入游說公司；而現在，眾議員卸任后擔任游說者的比例是42%，參議員的比例更高，達到50%。其后果就是涉及全國利益的立法被各種利益集團所控制。

這本書得出的冷酷結論是：權錢交易已經徹底地程序化。美國正如羅馬帝國崩潰前的末期：制度化的政治腐敗，作惡成了慣例，違法成了時髦。

據法國出版的《他們的債務，我們的民主》一書披露，僅2010年美國游說集團投入的資金就超過300億美元，完全由金錢組成的游說集團被稱為參議院和眾議院之后的“第三院”。

在今天的美國，金錢不但決定誰當選總統，誰出任政府官員，還決定政府怎么運作。

特朗普2016年競選總統時，他在共和黨初選首場辯論會上表示他給過所有的政治人物錢，為此他讓這些政治人物干什么他們就干什么，包括生活小事。比如他女兒結婚，一個電話希拉里就前來參加，“她沒有選擇，我給她的基金會捐錢了”。從中可見資本的強大主導性力量。中國著名學者王紹光曾經批評美國的民主其實是“錢主”，確實一針見血。

選舉人制度

其次就是長期以來引發爭議的選舉人制度。

除了法國之外，西方大國中的領導人沒有一個是選民直接選舉的，都是間接選舉。所以選舉人制度在這一點上并沒有什么可指責的。

但美國的問題有二，一是贏者通吃的規定，二是各州選舉人的分配懸殊過大。這導致兩個嚴重后果：

一是贏了普選票，卻可能輸掉選舉。獲得較少支持的候選人卻能夠勝選。2016年特朗普普選票輸給希拉里接近300萬票，但他卻通過過時、不合理的選舉人制度而獲勝。

二是候選人只要抓住關鍵幾個州就能贏得勝利，而不必把精力花費在全國。2016年特朗普主攻威斯康辛、密西根、賓州三大區域，并分別以23000票、11000票、43000票險勝。事實上他就憑借這7萬多張票，擊敗了希拉里贏出的近300萬張票。

目前美國有48個州采用贏家通吃的辦法。而且大多數州都被認為是“安全的”，也就是說，一方或另一方可以輕松獲勝，再多的競選活動也無法改變。唯一對雙方都有影響的州是那些“戰場”州，尤其是像佛羅里達和賓夕法尼亞這樣的大州，在這些州，幾千張甚至幾百張選票的搖擺，就能使整個選舉人團票從一個候選人轉向另一個候選人。

顯然在這樣的選舉制度下，一人一票的意義就喪失了，因為同樣是一票，但權重卻完全不同。早在1950年，得克薩斯州眾議員艾德·戈賽特在國會發表演講時就抨擊這一選舉制度不公平：這一制度令一些選民僅僅因為自己的居住地，就能在選舉中比其他人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也就是這個原因，美國大選的全國民調經常不準確，也沒有人真的重視。

對于選舉人制度的弊端，美國社會的認識也越來越深刻。9月10日，《紐約時報》就發表文章《選舉人團制度將毀掉美國》，文章尖銳地指出：“我們的民主是不公平、不平等和不具有代表性的。”（可就是這樣的制度，還想輸出給全世界，美國之外還有一部分人對之頂禮膜拜，夢想搬到自己的國家來）。

時代挑戰

金錢對政治的控制、選舉人制度都是老問題，現在美國又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時代挑戰：互聯網和智能手機。

簡而言之，這個時代挑戰帶給美國政治兩大危害。

一是民粹主義有了更加迅速發展的條件，也為民粹主義領導人崛起鋪平了道路。

從傳統政治角度講，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違反政治常規，甚至稱得上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后。他甚至說即使拿著槍在紐約第五大道開槍殺人，選民照樣會支持他。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你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

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注和轟動?？梢哉f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于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二是選舉更易被控制和操縱。本來金錢政治和選舉人制度就已經使得這個問題極為突出了，現在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則更進一步。

2016年大選，特朗普聘請總部在英國、在美國成立分部的劍橋分析參與他的競選。劍橋分析向信貸公司、銀行、社會保險公司以及臉書、推特、谷歌等網絡巨頭購買所有個人信息——私人企業這樣做在美國是合法的，不會被認為是侵犯隱私權。

這家公司一共收集到2.3億成年人的信息，而且是平均每人4000~5000項資訊；然后對每個人進行分析，得出選民的政治傾向、關心的話題、個性等；再定向向這些群體發布信息。

而且他們是使用臉書的一個特殊功能：僅接收人自己能看到，半小時后就自動消失。其他人都不知道這個人看了什么，自然連辟謠的機會都沒有。比如一個人贊同持槍，在選舉前，就給他發一條短信：希拉里要奪走你手中的槍。他們借此達到影響投票立場的目的。

在選舉前一周，這家公司向三個最終影響選舉結果的威斯康辛、密歇根州、賓州定向發布了大量信息，從而使得特朗普險勝。

俄羅斯背了美國2016年大選結果被干預的鍋，但實際是這家來自英國的公司憑借互聯網技術決定了選舉的結果。

還能變革嗎？

今天的美國，其政治制度雖然依舊披著民主的外衣，但日益虛偽、不平等，完全不能反應民意。正如美國紀錄片《不公平的游戲：特朗普是如何贏的？》（Trumping democracy 2017）在結尾所總結道：“特朗普的競選是一場不公平的競賽，從來不曾有一位候選人如此地憑借謊言和偽裝獲勝。”

所以今天美國應對新冠疫情災難性的失敗一點都不意外。美國這個號稱最發達、最富裕、醫療條件最好的國家，以全球4%的人口，感染和死于新冠疫情的人口卻超過20%，而且情況仍然持續惡化中。

那么美國的政治制度還有能力變革嗎？

應該說，美國的政治體制并不是一成不變，還是有變的能力的。比如2010年最高法院就把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的對企業政治獻金的限制一舉取消了。只是這是往壞的方向變革，不是解決問題，而是令問題更糟。